几年前刚上中国餐桌时，多宝鱼因肉质鲜美卖出天价，而日前曝出的残毒事件，则一度使人们对这种鱼谈之色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水产品养殖曾经历大规模养虾、养贝、养鱼三大阶段，均因残毒而在短短几年里由盛转衰。专家认为，多宝鱼事件反映了目前中国水产业发展存在的两大瓶颈：种质缺陷与病毒防治滞后。而这两大瓶颈，使中国水产业发展不断出现波折。

    这几天，院士雷霁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写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上。他希望，这本名为《多宝鱼健康养殖技术指南》的小册子，能使养殖户们科学养殖，不再对多宝鱼用“毒”。
    因为多宝鱼，雷霁霖以“多宝鱼之父”身份成为工程院院士，2005年11月15日他还在北京领取了一个科技大奖，但在一天之后，上海就查出多宝鱼含有违禁药物。
    从那以后，这位71岁的老人开始听到一连串让他心焦的消息：各地陆续封杀多宝鱼，媒体蜂拥而至，消费者听闻“多宝”色变……在雷霁霖看来，处于危急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个产业，“14年靠大家辛勤培植起来的多宝鱼产业面临崩溃的局面”。
    在不少中国水产专家看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前河鳗、大黄鱼、甲鱼等特种养殖业，也都因为残毒事件，在短短几年里经历了从兴盛到低谷的转变。
    “中国水产业不能再走老路了。”雷霁霖说。
    用药只是最后的“果”
    技术落后与产业发展过快，养殖户只能拿药品来为这两个环节的缺失还债。
    学名“大菱鲆”的多宝鱼来自欧洲，由雷霁霖引进中国并探索出工厂化养殖方式。这种有着裙边的扁平鱼类获得“多宝”之名，仅有六七年时间，最初出现在广东的餐桌上时，身价高达四五百元一公斤。
    4年前，老刘在北京郊区一个市场卖多宝鱼时，这种鱼的身价已远不如前。而且，从2005年起，他又多了一项开支——若发现多宝鱼“萎靡不振”，他要把一些抗生素碾碎了放到水里。
    老刘说自己并不想用药，“买药也要花钱的啊，但是，池子里的鱼一旦病死了，谁给我赔钱啊？”
    “养殖户投资是为了盈利。”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所研究员龚小玲说，在养殖多宝鱼时是否会超水体负荷、该不该用大剂量的药品，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按照养殖手册，而是受利益驱使。
    在龚小玲看来，养殖户只是整个环节中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环，而造就他们用药之“果”的“前因”，是中国水产业的技术现状与行业发展过快之间的矛盾。
    据她介绍，由于遗传、育种理论及方法上研究不足，我国的鱼类育种工作相当落后，许多水产养殖业特别容易遭受病虫害；另一方面，行业发展速度过快，往往超过了对水产养殖病害的研究应对速度。
    现实情况是，我国对贝类、藻类的重大病害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对许多大规模暴发的病害缺乏及时有效的预报和控制措施。
    “直接面对市场的养殖户，只能拿药品来为上述两个环节的缺失还债。”在她看来，这一次多宝鱼残毒事件，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近亲结婚”隐忧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种质退化。”雷霁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一个品种在五年内就退化是不可能的，否则，自然界的物种演变不可能动辄几千年。
    他说：“当然，一些不良的养殖环境、不科学的养殖方法会造成多宝鱼表现出一些性状的退化，比如对环境的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但是，这不是说整个品种退化了。”
    他承认，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多宝鱼种质资源是2001年的时候，从欧洲购买的几十万尾鱼苗。
    也就是说，目前，就是靠5年前引进的这几十万尾鱼苗，支撑着中国年产5万余吨的多宝鱼产业。
    而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科技处副处长薛久明认为，多宝鱼自突破人工育苗至今已近10年之久，种质退化已经显现。“与农业1～2年更替一个新品种的速率相比，种质改良进度慢了不少。”
    而且，多宝鱼发病率高并不是从最开始就出现的。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水鱼类养殖与设施渔业研究室主任王印庚说，这种鱼类在2003年前病虫害比较少，而养殖户在暴利驱动之下大量增多后，多宝鱼的发病率也明显提高。
    龚小玲解释，种质的改良周期会严重影响养殖业的健康，“种质库太小，就好比是人近亲结婚，其下一代必然是孱弱多病的。”
    尽管不认同多宝鱼出现种质退化，但雷霁霖也承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必然带来残毒——“种质退化了之后，抵抗力下降，就特别容易生病，而养殖户为了保鱼，就只能大量用药。”
    “这跟农作物喷洒农药的道理是一样的。”王印庚说。
 产业过热致恶性循环
    “短短5年，就形成了年产5万吨的的生产规模。”王印庚的说法印证了龚小玲关于水产行业一哄而上、发展过快的说法。
    多宝鱼从1999年就在国内开始养殖，但是2001年前，只处于推广阶段，餐桌上的天价使得养殖这种鱼成为暴利行业，大量的人加入养殖大军。
    “发展过快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龚小玲说，养殖的人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少，原来一斤鱼几百块钱，现在卖到几块钱，养殖户为了利润就只能超水体负荷养殖，导致养殖环境恶化，病菌越来越多，于是，喂药也越来越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就开始多宝鱼养殖工作，但并未出现过热局面。雷霁霖介绍，已拥有30年养殖经验积累的欧洲，种质资源库、养殖技术、养殖设施都要比中国好，但是多宝鱼的年产量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
    雷霁霖曾多次去欧洲考察多宝鱼的养殖情况，那里不管是水温，还是种子、饵料，都有严格的科学标准；从育种到养殖到最后上市，也有一套严格的工艺标准，能实时地对所有鱼进行监控，一旦发现有病鱼，可以及时隔离，“每一个环节都很规范，所以鱼很少生病，也就很少用药了”。
    而在中国，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配套设施却落在了后面。
    单就饵料生产而言，据雷霁霖介绍，目前市场上生产饵料的厂家，有90%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的饵料往往本来就含有违禁的添加剂，而且，不好的饲料，再加上不好的环境，鱼会很容易生病，这又导致了养殖户经常用药。”
    在龚小玲看来，水产养殖业发展过快，使得国内本身就存在的种质不足等问题更快爆发出来，“比如说1000对亲鱼的卵，本来应该由一个养殖户来养，但是十个人一百个人都来养，而且都是他的‘亲属’，近亲结婚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而这时，整个产业就会一落千丈。
    对虾与扇贝悲剧
    产业发展过快的教训，并非多宝鱼独有，此前曾红火一时的对虾、扇贝养殖都曾有过类似经历。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水产品养殖经历过大规模养虾、养贝、养鱼三大阶段。资料显示：1991年我国对虾产量22万多吨，居世界首位。但是1993年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病毒性流行病——白斑病之后，产量一度锐减至4万吨左右。
    “病毒感染是水产类养殖无法避免的现象，尤其是一个地方在经过多年养殖同一种水产品之后，特别容易暴发大规模病毒感染。”龚小玲说。
    她认为，尽管此次病毒发作并非由对虾的种质直接导致，但是，病毒感染和种质退化之间的确是有联系的：“如果种质库小，长期在一个水域养殖同品种，病毒的抗性会增强，导致以前很有用的一些药物逐渐失效。”
    从1997年起，我国山东、辽宁等北方沿海地区，扇贝相继发生大规模死亡。龚小玲介绍，这主要是由种质退化导致的。
    资料显示，后来大连的一些养殖户在从俄罗斯引进了新的种质资源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泰国和厄瓜多尔开始使用当地虾种建立新的养殖区，曾分别成为世界最大的草虾和白虾生产国。但是，1999年白斑病的发作也让这两个国家的养虾业风光不再。
    龚小玲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往往缺少这种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类似现象先后出现的重要原因。
    对虾和扇贝当年的窘境，数年后，几乎在多宝鱼养殖业上被“克隆”。
    疫苗难以取代抗生素
    近几年，人工养殖的水产类几乎都延续着相同的命运——大张旗鼓挺进市场，一路从高档酒家、宾馆游到百姓餐桌，尔后又悄然游出人们的视野。
    龚小玲列出的名单里，有河鳗、大黄鱼、甲鱼……她分析，表面上是由于消费者“喜新厌旧”，但背后的一个共同的原因都在于，这些行业缺少种质资源和存在病原威胁，导致养殖户只能“用毒保鱼”，残毒事件频频发生使得消费者失去安全感。
    多宝鱼残毒事件发生后，王印庚担任了国家调查组成员，他认为，从养殖户的角度来看，技术滞后会最终导致一个行业的没落：“种质退化到一定程度，养殖户自己会觉得鱼不好养了，就会放弃。”
    对于北京一家科研机构近日宣布研制出多宝鱼疫苗，王印庚反应平淡：“实际上，疫苗早就有了，但推广的难度很大。”
    2004年，王印庚就带着一个项目组开始追踪多宝鱼病毒，并很快开发出3种疫苗，但是一直没有推广。
    他介绍，目前在欧洲，人工养殖的水产业都用疫苗，原因在于人工养殖的鱼少，主要就是三文鱼和多宝鱼，病原体就少，所以用疫苗就能够解决，而中国的人工养殖的鱼种类太多，病原体也多，并且有许多病原体相互感染，“单打一”的疫苗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疫苗的研制总是落后于病原体出现的，因此很难解决全部问题。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养殖户来说，疫苗并不能取代抗生素，“也许以后疫苗的价格会降下来，但是至少就目前而言，价格还是高于抗生素”。
    这些天，雷霁霖不断在威海、青岛等地与当地政府、养殖户座谈，商量下一步规范多宝鱼养殖的问题。
    2006年12月4日，雷霁霖在电话里说：“多宝鱼这样不可多得的品种，如果因为这次残毒事件而没落，就太可惜了。”
    从2006年11月16日开始，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相继做出了禁售多宝鱼的决定。尽管目前各地已经先后解冻，但是，市场的恢复还尚需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