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我国现有涉及有毒、有害作业的企业1600万家，受职业病威胁人数超过2亿，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工。目前，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人59万多例，且每年新增约1万例，超过新发职业病总数的80%。恶劣的工作环境严重威胁着农民工的健康，然而——

农民工何时走出职业病阴影?

摇前两年发生在福建莆田的群体性职业病事件——“东湖事件”余波未了。据记者调查，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凤冈、正安3县，49名农民两年前在福建仙游县打工，身染矽肺病返乡，至今饱受病痛折磨，索赔无望。

外出打工染病

2004年10月，在东湖村打工陆续返乡的农民中，又确诊49名矽肺病患者。

2005年5月19日，贵州省湄潭县下坝村。一名中年妇女带着3个还未成年的子女挤在一间破板房里，木板床上堆着一条露出棉花的破棉被。门外是用石块垒起的灶台，家中已无存粮下锅。

这位妇女叫蒙传芬，两年前她的丈夫在福建打工，由于工作条件恶劣，不幸得上矽肺病，赔偿所得的6万元钱全部用来治病了，还是没有保住性命。丈夫原想打工攒点钱修房子，没想到却丢了性命……蒙传芬每每想起丈夫，就目光呆滞，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家门口，一坐就是半天。

与蒙传芬丈夫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下坝村35岁的陈守林。虽说只是矽肺病一期患者，可陈守林每跟记者说上几句话，就要喘一阵气。每天早上他都要咳上半小时，吐出的痰是白色的。他告诉记者，一同回来的患者这些日子里又死了两个，他现在根本不敢下田，怕受凉发病，只能用赔偿的钱开了个小店糊口。

事情回溯到几年前：1993～2003年，贵州湄潭、凤冈、正安3县交界处的数百名农民自发到福建仙游县东湖村石英石厂打工。工区60余家小作坊连成一片，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白色粉末，工人们就是在这种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环境下工作……

2003年，一位身患矽肺病的农民无钱医治，濒临死亡，给湄潭县委、县政府写了求援信。农民工的恶劣工作境况由此被披露。

此事惊动了国务院，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公安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分赴福建、贵州展开调查。

贵州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对首批返乡的89名农民进行了检查，确诊46人患有矽肺病，另有10人已死亡。福建省迅速查封了非法作坊，迫使业主出资进行经济赔偿。湄潭县46名患者及10名死者家属共获得222万元经济赔偿，仙游县部分政府有关人员因监察不力受到处分。

2004年10月，贵州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在从东湖村陆续返乡的农民中，又确诊49名矽肺病患者，其中湄潭县32人，凤冈县12人，正安县5人。这些农民现已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可获赔的希望却比较渺茫。

维权遭遇举证难

患病农民工找不到一张证明材料，走不通诉讼路；政府在农民工维权中也很为难。

要索赔，首先要有自己和业主的劳动关系及因劳动而致病的证明。然而，这些患病农民工现在找不到一纸证明材料。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企业在职工上岗前和离岗前均应为职工检查身体，以确定在工作期间是否患上了职业病。东湖村的小作坊没有经营执照，工人们没有上岗证，也没有谁签订劳动合同。工人按件计酬，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任何文字依据可以证明曾在谁的作坊打过工。况且，民工流动性大，也就无法提供是在哪里打工致病的证明。当地的非法作坊被查处后已是门关人散，返乡后才被确诊患病的农民工又到哪里去找作坊主？

没有证据，诉讼的路就走不通，农民工无奈只得找政府，然而政府也为难。当时负责湄潭县农民工索赔的副县长贺玲说，农民自发外出务工受到职业病伤害，按理应依法寻求维护权益的途径。第一批农民索赔成功，是国务院和两省政府督办的结果，是个特例，不能作为解决此类民事纠纷的常态。

贺玲认为，建立法治社会就要依法行政，政府不能也无力承担无限责任。对农民工的诉求县政府也在努力帮助，但作用有限。

未获赔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为治病，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目前，遵义市委、市政府已责成市劳动保障局汇总3县情况，寻找解决途径。市劳动保障局局长郭建一无奈地告诉记者，举证困难这点不突破，很难用劳动保护法规为患病农民工维权。

避免悲剧重演

提高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治劳动力输入地的执法环境。

据了解，贵州省在有组织进行劳务输出时，已把各种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作为劳动力培训的重要内容。但是，面对就业压力，农民工们往往为了保住有限的岗位而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普遍不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不敢要求企业缴纳三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据估计，全省有组织劳务输出的数万民工中，履行各种法律手续的不到1/3，而自发外出的逾百万民工，则基本没有任何用工权益保护。

同时，一些劳动力输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却为本地企业创造“宽松”环境，不能严格监督企业，放任非法用工现象存在。

遵义市一位多年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说，法律应当居间制衡农民工和业主之间的权益，这就要求执法者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据了解，不少国家对非法用工的老板处以重罚，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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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调整并公布。这一目录目前规定的职业病有尘肺、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中毒等10类115种疾病。

劳动者如果怀疑所得的疾病为职业病，应当及时到当地卫生部门批准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对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30日内到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鉴定后仍有异议的，可以在15日内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

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按照《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执行。诊断为职业病的，应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伤残等级，并与所在单位联系，依法享有职业病治疗、康复以及赔偿等待遇。用人单位不履行赔偿义务的，劳动者可以到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编后语：

随着外资和私有企业的发展，受职业病危害的高危人群有很大转变。以前对健康有害的一些工种都由工厂的正式职工来做的，这样的工人有基本的医疗保险，能够得到国家基本的卫生服务和职业病防治服务，健康安全有一定的保障。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人从事了艰苦的、职业危害严重的工作。这些农民工、短期合同工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也不懂防范知识，因此成为职业病的高危人群。

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职业病报告漏报率较高，区县以下企业基本是监测“盲区”。实际发病要比报告例数多10倍，尘肺病的实际发病数可能不少于100万例。一些企业只顾自身利益，随意取消和削减配套防护设施预算，留下职业病危害隐患。尽管法律对违反规定的企业最高罚款可达50万元，但违法成本还是远远低于守法成本，这是造成职业病发病率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何要瞒报？

安全生产历来都是党和政府重视和关心的头等大事，各级政府对此也都相当重视。可根据知情人反映，近日，河南省禹州市鸠山乡有一起农民工一死一伤的煤矿安全生产事故被矿方和当地政府隐瞒，为了对该事件作出全面的报道，记者一行于2005年7月14日赶赴当地进行调查采访。

据知情人透露，事故发生的时间是2005年7月11日凌晨1点左右，原因是井下采煤界面太高导致地面坍塌造成的，地点是禹州市鸠山乡官山煤矿。罹难矿工叫魏保才，45岁左右，洛阳市嵩县白河乡大青村人；受重伤的矿工叫刘会峰，30岁，是死者的同乡。知情人还说官山煤矿已和死者魏保才的家属达成协议，由矿方付给死者15万元抚恤金，魏保才家属不再追究煤矿的责任。

采访当天夜里8点钟左右，记者在郏县中医院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受伤矿工刘会峰，他的左大腿因摔伤造成骨折。刘会峰告诉记者，7月10日他和同乡魏保才、谢黑蛋(音)、钱胡连(音)、李新定等20余人一起下井干活。他们上的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的班，下班后吃完饭准备休息，刘会峰走到煤矿办公区的生产科门口，突然感到脚下一软，觉得身体直往下掉。当时只听见上面有人叫嚷：“快来人呀!有两个人掉下去了。”刘会峰还说，他醒来后就已经在医院里了，官山煤矿有一个姓谢的人隔一段时间来医院结一次账。

随后，记者来到了禹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采访。该局领导安排安全生产信息中心的一位女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她告诉记者，截至7月14日下午6点，禹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没有接到关于鸠山乡煤矿方面的伤亡事故报告。显然，这起伤亡事故已被瞒报。记者又来到禹州市煤炭局了解情况，得知发生事故的鸠山乡官山煤矿经禹州市相关部门批准，只能进行巷道维修，且维修时下井矿工不得超过9人。事实上，7月10日，官山煤矿的刘会峰等20余人同时下井并进入界面采煤。

禹州市鸠山乡一位负责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盛乡长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官山煤矿是有人受伤了，但并没有死人，说有人在矿上死亡是造谣的，那名姓刘的受伤矿工也只是一点儿轻伤，这么热的天你们也就不要过来调查了。”

近年来，由于煤价的上涨，一些个体老板纷纷加入到煤炭开采队伍中，可就是这些开采设备简陋、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不到位的小煤窑，成了安全事故频发的地方。为了尽量减少甚至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国家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各地政府都加大了对煤矿的监管力度。然而，不难看到，近来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又有所抬头，当一些血淋淋的数字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地方政府及煤矿老板是不是该自我反省一下呢?以人为本，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的主旋律。禹州市出现的不和谐音符何时消除，农民工的人性尊严和生命安全如何保障，地方政府何时能把“生命”看得比“税收”或“金钱”更重要，已是摆在产煤大市禹州诸多官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问题村官”背后的“难题”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一名村委会主任，因与三个女人“扑朔迷离”的关系，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而对此人的处理，却面临着法律难题。

顾尚发的“老婆”究竟是哪位？

沾益县播乐乡奴革村是个较为贫困的村。据播乐乡乡长王竹美、副乡长张柳书介绍，奴革村村委会主任顾尚发办有一个砂厂、一个石厂。１９８２年与余彩娥婚后育有２个孩子，１９９９年离婚，２００２年与方莉英结婚，未生育。1997年，他又与２７岁的女子刘小莲有了暧昧关系，并非婚生了一个孩子，现已７岁。

记者采访了许多奴革村村民。一打听顾尚发的家，好几个人都问：“你问的是哪一个？”聊起他的生活作风，７７岁的顾官礼说：“他跟‘大老婆’余彩娥其实是‘明离暗不离’，村里人都知道他有三个‘老婆’，这事可不该提倡。”李香莲说：“这事人人都知道，影响很不好。”李宝花则指着不远的奴革村说：“顾尚发的‘小老婆’就住在那儿！”在攀谈中记者了解到，余彩娥住在洒宇村，方莉英住在偏山村，刘小莲住在奴革村。问起在哪里能找到他，村民们说，他通常都和刘小莲住在奴革村。

对于村民们三个“老婆”的说法，有关政府部门并不认同。沾益县委宣传部部长付尔华说，与余彩娥离婚，与方莉英结婚，都履行了法律程序。但顾尚发与余彩娥尚未离婚时，便和刘小莲有了暧昧关系，离婚后又和方莉英非法同居了一段时间，这最起码是“作风败坏”。

村民的道德观念怎么了？

副乡长张柳书说，由于顾尚发工作能力较强，为村民办了许多实事，在当地颇有威信。因此，尽管他在１９９８年因作风问题被乡里撤掉了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２０００年在未被列为候选人的情况下，仍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并以高票当选，２００４年又以高票连任。

许多村民的政策意识、道德观念令人吃惊。村民李宝花认为，娶三个“老婆”是人家有本事！顾尚发人不错，能力也强，有三个“老婆”可是唯一的缺陷，但只要人家养得起，又有什么关系！

据张柳书介绍，２０００年村民选举时，乡里做工作请村民不要推选受过处分的顾尚发，有的村民却说：为什么我们不选养得起三个“老婆”的人，却要选连一个老婆也养不起的人？云南省人大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任兆隆分析说，现在对农民的教育是个难题，如果放松对农民的道德教育，将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从这件事来看，一些农民只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认为“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选他”，却忽视了此人在道德上的问题，说明当地群众的道德观念比较淡薄。

管理上的漏洞怎么堵？

付尔华说，顾尚发的问题暴露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纪委、人大、检察院、计生、公安等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目前顾尚发已被公安机关监控。

县委副书记刘吉平说，在这件事情上乡党委处理不够及时。１９９８年乡里因作风问题处理顾尚发后，他将已和他发生暧昧关系的刘小莲转移到富源县；２００４年８月，刘小莲带着孩子回来了。播乐乡党委书记糜劲功说，刘小莲的孩子回奴革村后，户口并没有落在当地，因此无法掌握相关的情况。孩子在奴革村上学需要当地户口，这可能是顾尚发利用自己的身份跟相关人员“打了招呼”。据记者实地了解，乡政府离奴革村只有７公里，但刘小莲于2004年８月带着小孩回乡，乡里今年春节后才知道。刘吉平坦言，刘小莲2004年８月回来后，乡里没能掌握相关情况并及时批评教育，疏于管理是肯定的，这一点计生部门也负有责任。

刘吉平告诉记者，顾尚发的事情暴露后，县委、县政府对此事高度重视。经过全面调查，按照有关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沾益县有关部门日前作出了严肃处理：对顾尚发处罚计划外生育费５０００元（对刘小莲非婚生育征收计划外生育费１５００元）；对顾尚发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播乐乡党委责成顾尚发引咎辞职；对乡计生办主任冯仕平给予行政警告处分。但对于顾尚发的两级人大代表和村委会主任职务，在处理时却遇到了困难。

县人大主任陆佳明说，难题之一是罢免其人大代表的职务。由于新婚姻法已取消了“事实婚姻”的规定，因此顾尚发的行为并未犯重婚罪；至于他有一个非婚生子女，也没有违法。选举法规定：“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50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3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由于顾尚发颇受当地群众“拥戴”，要通过法定程序罢免比较困难。

难题之二是免去其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云南省人大选联委副主任任兆隆分析，要免去顾尚发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根据法律规定，必须有１/５以上的村民提出罢免，１/２以上的村民通过后才能罢免。但以顾尚发在群众中的地位来看，要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陆佳明说，目前只能要求他本人辞职。

难题之三是法律规定，村民推出的候选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调整和变更。这就使党委、政府今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会面临困难：明明推出的候选人不合适，却不能进行调整，该如何履行管理职责？即使这次他辞职了，下次他被选上怎么办？

难题之四是此事涉及隐私问题。陆佳明说，目前也有舆论认为，顾尚发的行为既不构成违法也不构成犯罪，那么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应该有个界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