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零赋税不等于“零风险”

一位农民“减负办”主任眼中的农村税改

“基层政府的刚性需求不减，要求农民供给的压力和动力就仍然存在，零赋税政策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问题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甘肃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永怀说。

税费取消“减负办”还没闲着

55岁的王永怀眼下轻松了许多，这不仅是他自己的部分感觉，也是他任职所在的甘肃省农牧厅里同事们的看法。2005年3月，甘肃省宣布全面取消农牧业税，这标志着这个贫困省份已持续了4年的农村税费“渐进式改革”画上句号，2000多万甘肃农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零赋税时代”。王永怀说：“自甘肃农村2000年实行税改试点以来，我的心理负担就一年比一年小了。”

王永怀从政20年，一直跟农民问题尤其是农民负担问题打交道，在l994年到2004年这10年时间里，他曾参与处理数十起甘肃省内的农民负担恶性和重大案件，先后查处10多名县级干部，300多名科级干部。

实际上，甘肃农牧业税取消后“减负办”也没闲着。最近王永怀又带人到甘肃省的3市6县l0多个乡搞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对“不交皇粮国税还给钱”的新政策仍然有怀疑。他认为，这种怀疑就意味着零赋税政策并不意味农民负担问题已是“零风险”，取消农牧业税的确消除了一个农民负担的最刚性因素，但其他隐性因素仍然存在。“从政策制定到真正落实到千家万户，这还需要一个过程，监管任务仍然不轻松。”王永怀说。

农民负担反弹：四大隐忧 两大缺口

王永怀认为，从目前基层的情况看，可能会导致农民负担反弹的因素主要有四：

一是县、乡政府的现行财政体制问题。他说，“庙里有和尚就得吃饭”，基层政府财政收支的硬缺口就是基层可能变换手法向农民再伸手的潜在威胁。

二是县、乡、村三级的债务问题。据甘肃省农村集体财务与资产监督管理总站调查统计，截至2003年6月底，全省乡、村两级债务总额达28亿元。王永怀认为，老债务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清理起来十分艰难，跟农民也有密切联系，很容易成为新的反弹点。而眼下，在基层政府向农民伸手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举新债的压力也正在逐步增大。

三是村级“一事一议”。从甘肃省“减负办”掌握的情况看，少数地方已经将此变成一种固定收费项目。王永怀说，“一事一议”本是村级组织自治的一种民主办事手段，但涉及到农民出钱问题，很容易被操控。

四是报刊杂志超标订阅。一些地方受制于各种因素，向农民摊派报刊杂志的现象仍难禁止。

王永怀说，从近两年来查处的一些农民负担事例分析，目前基层对村级“一事一议”制度存在运作空间，乡镇政府仍可以通过这个缺口向农民伸手；第二个缺口是“一费制”，在去年查处的一起事例中，一个贫困县的4所学校高出“一费制”标准收费，一学期收了一学年的费用。王永怀认为，这是“从大人那儿要不着了，就找孩子要”。

“零风险”还需深化改革

王永怀称，即使在l996年至2000年这5年农民负担案件最集中的高发期，一方面，他为农民因负担问题年均死亡2人的形势而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他也为一些基层干部的无奈之举而慨然长叹。但是，“农民负担问题并不完全是一部分干部的良心问题”，王永怀说，“要想农民负担在实行零赋税政策后，再真正实现零‘风险’，必须下决心深化相关的配套改革”。

他最近在基层调查乡、村撤并问题，发现合村合组相对简单，因为不涉及财政供养人员，但撤乡并镇就受制于“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核心问题。王永怀在一个由两乡一镇合并的镇政府调查时发现，干部人数达到179名，而按实际只需要一半即可，镇上为安排人整合出8支队伍，仅一个计划生育办就有40人。

王永怀认为，农民负担问题本质上就是行政成本太高的问题，政府层次越多，干部队伍越庞大，行政治理成本越高，对物质基础支撑能力的要求越高，一旦正常渠道难以支撑，其结果就是“再向农民伸手”。

农民工对子女教育最大愿望：和城里孩子同等待遇

前不久，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准”，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两个最大愿望。

这一调查历时7天，由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向农民工发放调查问卷131份，其中有效问卷125份。

调查显示，73名受访者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占受访人数的58．4%；43名受记者最希望能“降低收费标准”，占34．4%；17名受记者希望能“有供农民工子女的专门学校”，占13．6%。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陈光金表示，农民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人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这位专家表示，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给人们的日常行为和语言带来了莫大影响。

调查同时显示，78位受访农民工表示，通过“朋友介绍”为孩子在城里联系学校，占62．4%；16人表示“从媒体报刊获悉”有关学校信息，占12．8%；只有5人表示“向城市教育部门咨询”，2人表示由“家乡教育部门推荐”，1人表示“学校主动上门”，分别占4%、1．6%和0．8%。

陈光金认为，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流入地还没有利用社会资本，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这无形中增大了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调查显示，收费高、没有城市户口，是农民工子女求学路上的两大“拦路虎”。

调查表明，有46名农民工的子女，曾经因为父母务工地点的变化而被迫转学，其中转学1次的有10人，转学2次的有12人，转学3次或3次以上的有24人。

在回答子女在城里求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时，54位受访者表示是“费用太高”，占受访总数的43．2%；46人表示是“没有城市户籍”，占受访者的36．8%；选择“住处附近没有学校”、“受城里人的歧视”、“毕业后拿不到毕业证”的受访者比例依次为16．8%、6．4%和4．8%。“我本来准备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但因为不是南京户口，我找的一所学校每学期竟然要8000元的赞助费，另外还要交这费那费的，最终还是没有去。”在南京市打工的罗阳告诉记者。

陈光金认为，进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予以查处。这位专家强调，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没有像公办学样一样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两者不在一个起点上。民办学校所收取的费用一定要用于自身教育设施的改善，不能挪作他用。

调查同时显示，有20名农民工表示孩子在上学时曾“遭受到拒绝”；7人表示“做了很多努力学校才接受”；有19人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但不严重”；3人表示孩子在学校“有过不公平待遇，情况比较严重”。

调查问卷还表明，77．6%的受访农民工表示，孩子“学习成绩一般”或“成绩不好”。

81名受访者表示孩子在城里学习成绩“一般”；16人表示“不好”；表示孩子成绩“好”和“很好”的有27人，占受访者总数的21．65%。

调查同时表明，88名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或“不一定”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占受访总数的70．4%；只有13人表示“每天都能”辅导孩子学习，占受访总数的10．4%。

调查显示，81名农民工表示，孩子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占受访总数的64．8%；只有5人表示，孩子在重点学校就读，占受访总数的4%。

尽管绝大多数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简陋，仍有111名农民工家长对目前孩子上的学校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占受访人数的88．8%；表示“不满意”的只有10人，占8%。“小孩子只要听话，知道尊老爱幼就行了。我整天忙，没有时间想太多，学校的质量也就不管了。”今年33岁的王克文来自江苏宿迁，以帮酒店洗台布为生。谈起孩子的教育，他无奈地说。

陈光金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所以往往是走一步算一步，因而对孩子的成长和学校质量的要求大多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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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纪实：游走在城市边缘

2月10日上午，北京城郊的一个大杂院里，“社会中小学”的校门正敞开着。在篮球架与围墙之间拉起的绳子上，居民们晾晒的衣服还滴答着水珠。

下课的铃声响起，操场上顿时尘土飞扬，孩子们冲到院子里又蹦又跳。

看着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张宝贵情绪不高。“再过一段日子，我就要搬家了，这将是我办学11年以来的第11次搬家。”他说。

张宝贵的“社会中小学”是北京创办最早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1993年，在河南信阳一所乡村学校工作了15年的张宝贵突然辞职不干了。与即将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大事相比，张宝贵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去北京办学校。

多年不寻常的教学生涯，使张宝贵习惯了他的一拨又一拨学生：这些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由祖父母抚养长大，每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寒暑假，父母可以把他们接到打工的城市里享受“天伦之乐”。每到开学时节，他们又不得不返回农民学校读书，因为城里根本没有他们上学的空间。

作为一名教师，张宝贵的心被刺痛了。他心疼孩子，也心疼那些常年在外的农民工。

1993年6月，张宝贵向校长请假，拿着乡里的介绍信来到北京，做了20天的调研工作。其间，不少乡亲向他表达着同一个心愿：“到我们这里来办学吧，我们舍不得孩子回去!”

乡村兄弟姐妹们的呼唤震撼着张宝贵的心!他想：“乡里少了我，孩子们可以继续读书；如果这里没有我，那么多打工者的孩子就没有办法读书。”

1993年9月1日，城里公立小学开课的当天，张宝贵的“社会中小学”也开学了。在垃圾场上的平房里，18名学生走进了张宝贵的简陋的教室。

时隔1年，同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也在一个菜地里开张了。

最早的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在张宝贵、李素梅这些“北漂”教师的努力下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尽管如此，仍有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知道哪里有学上。

在北京某民办大学做管理工作的张歌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办一所小学。1995年，他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为了让孩子有学上，他在颐和园附近找了五六家公立小学。但是，校方要收取从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借读费和赞助费，这些高昂的费用让张歌真感到发懵。最后，一位好心的校长对他说，你就捐两台25寸的牡丹彩电吧，两台彩电的价格不过是8000多元。

张歌真的心里不是滋味!路过一家菜市场时，他看到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正在菜市场里疯跑玩闹着。他心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早该进学堂了，可他们至今没有跨进学堂的门槛。联想起自己的孩子没学上，张歌真心里一酸：“我们外出打工人员的孩子上学咋就这么难?”

不服气的张歌真找到海淀区教委说：“我想办学校!”一位负责人好心地劝告他：“办学难度很大，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我们对你的最大支持只能是：明知你的学校是非法的，我们不会去抓你，也不会取缔它。”

1997年初，张歌真的学校开学了，取名“名工经商子女小学”。两周后，因为“自己定的名字低人一等”，他将校名改为“明圆学校”。当时，校址设在圆明园，他希望孩子们能在日月照耀下的明亮的校园里求学。

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

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一份名为《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的调查报告这样描述说：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人员构成的复杂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其余的则属半路出家，他们从包工头、小贩、厨师到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他们能够涉足这个领域，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流动儿童在北京没有学上。对于他们来说，办学是一种能带来可观收入的职业。”调查报告的负责人之一张守礼说。

长期从事流动儿童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史柏年教授说：“别管办学者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没有他们，公立学校有能力解决这些孩子的入学问题吗?不管怎样，毕竟是他们使得上万名孩子免于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