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

1.医托难打揭露医疗管理之惑

 “病友”接力送人往

    家住安徽太和县的中学教师徐丽（化名）年关过后常常有头晕、恶心的症状。2月底到当地人民医院一检查，被告知患有前期脑垂体瘤。医生建议她到北京天坛医院进行诊疗。
    3月15日早上8点，徐丽在丈夫刘正（化名）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天坛医院就诊。复查过后，医生认为该脑瘤不算大，建议徐丽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需要手术。夫妇俩表示回家商量后再做住院与否的决定。
    刚刚迈出医院的大门，两人就被一对中年男女拦住了去路。他们关切地询问了徐的病情，女人更称自己的姐姐也有相同病患：“也是在天坛医院开的刀，不久前却复发了！”一席话让徐丽夫妇心里不免打鼓。两位“病友”赶忙趁热打铁，一再强调手术的高风险、高费用。在看到徐丽夫妇面色犹豫后，便将话题一转：“我知道有一地儿，吃中药就能治疗该病。”
    几分钟后，一张写有“国医轩中医药研究所 真诚中医院 王丽芳教授 陈胜利主任 潘家园往东50米”的纸条便递到了徐丽手中。抱着“姑且一试”心理，徐丽决定前往就诊。
    10时许，徐丽一行来到了这家门面并不大的医院，发现院内悬挂的专家日程表肿瘤科一栏有“王丽芳教授”字样。两人稍有安心，随即来到二楼挂号处挂号。这时，又有一位“病友”上前搭腔，巧的是该病友也是罹患了脑垂体瘤。“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期，因为脑瘤压迫神经，出现了视觉模糊，内分泌失调的症状！”听着“病友”入情入理的分析，徐丽不免产生了几分同病相怜之感。“亏得是王大夫医术高明，三副药吃了后，现在所有症状都已经没有了。”说话间，该病友就主动将挂号牌递到了徐丽的丈夫刘正手中。
    终于见到了王教授，一位60多岁的女大夫。一番望、闻、问、切后，她大笔一挥开了5490元的中药，并且表示根治的希望很大。交钱领药的时候，刘再次被自称复诊的病友叫住。她一边催促刘尽快交钱，一边拍着胸脯表示：“来这了，就用不着去天坛医院治疗了！”随后，真诚中医院收取了5490元现金，开据了发票两张，并称不日会免费将所购药品寄往安徽徐丽家中。

临到事发推脱忙

    当日下午，仍有狐疑的徐丽夫妇就此事咨询了在家乡医保局工作的亲戚：“需要开刀治疗的病几副中药就能根除？”“接连碰见和自己得一样病的患者只是巧合？”一经提点，两人顿觉事情有异。3月17日10时许，两人决定再去天坛医院化验，竟然发现上一次先后碰见的两拨“病友”竟然一同在医院门口徘徊！肯定是医托！徐丽连忙向朝阳区卫生局投诉。
    3月20日11时，卫生局致电徐丽夫妇表示：经调查，该王姓医生的确涉嫌雇佣医托，已责令该其所在医院退还全部医药费。
    当日下午，徐丽夫妇在记者的陪同下前往该中医院取款，一行三人刚迈入医院就受到了医务人员“殷勤”接待。记者注意到在专家日程表中已没有了“王丽芳”的名字。
    院方共退还医药费5500元整。财务室人员不忘“随口”告诉记者：用医托是不好，但王丽芳医生的医术其实不错。她雇佣“医托”的事情，院方并不知情。当问到医院是否有“门诊外包”从而导致医生为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利益而雇佣“医托”时，该员工表示不清楚。记者提出和院长面谈，她连称院长有事不在院内。
    记者随即拨通了王丽芳教授的电话，以脑瘤患者身份咨询有关问题。她表示凭自己几十年的经验用中药治愈脑瘤的病例不在少数。“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只要在中前期成功率非常高。”当记者有意问到“是否有人刻意往你处拉人”时，王警觉地连连否认并称：“口口相传只是医术高的表现。”随即挂断了电话。医学专家咨询……

法律失位管控难

    记者采访了此次“医托”争端的解决者—朝阳区卫生局医政科科长杨红艳。杨科长表示：“医托治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主要是在管理上缺少强有力的执行者和相关法律依据。 据了解，朝阳区政府曾经有过就医托问题的专项打击，都是由地方公安局牵头，卫生、工商部门配合行动。
   “因为医托大都是和医生存在金钱关系的外来人员，并不属于医疗系统内的管理范畴。只能由公安局以《治安管理条例》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杨科长说。
    对于如何在职责范围内对医托问题进行控制，杨科长表示：如果接到投诉，医政科会前往被诉医院进行取证。一经查实，就借助清查该院医疗设备、审核医院药品准入证等其他行政手段“逼”医院就范。“有些时候，只有用非常规手段为人民服务”杨科长无奈的说。
    记者随即拨通了朝阳区公安局办公室的电话，相关人员表示： 医托的行为可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即使医托在行骗中被逮了个正着，却总能受骗者不愿指证、证据不足等原因，难以被追究责任。
   “即便他承认了自己的行为，按照条例，也只有当他行骗获利超过3000元后，才会触犯‘数额较大’条例而被予处罚。否则只能作一般的治安处罚，在公安机关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给予放行，而这并不能对医托们构成威慑。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马上站回到医院门口，继续行骗。”
   “现在的最好的状况只能是公安局和医院保安联合监督，不定期在各大医院门口巡查。并由医院设立提示牌、曝光台等提醒病人。”公、安局人员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查处医托的难点在于如何证实每一个由医托游说导致的医疗过程的存在？如何证实多大程度欺骗、造成多大损害？如何证实医生、医院与“托儿”间的连带责任？医托的查处比典型的治安、刑事案件难得多，因为它涉及当今中国诸多的社会问题、法治难题。在法律依据严重缺乏、查处手段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由缺乏专业知识的警察负责查处，就更为艰难。目前的公安机关，充其量只能解决两类问题：用一般治安管理方式解决制止强拉硬拽、占道碍行、噪音扰民等妨碍他人合法生产生活秩序的行为，以刑事执法方式解决确能证实为诈骗的“医骗”行为，而目前所说的医托，大多既不属于一般治安秩序管理、也无法证实为真正的诈骗犯罪，因此才会出现“抓了放”、“放了再抓”的尴尬局面。
医托现象根上除
 
   上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位当事者一位是中学老师，一位是公务员，均应属于文化水平高的人群。但他们却轻易地相信了医托的谎言，直至掏钱也没有发觉。抛开“病急乱投医”的因素不谈，我们更应该看到相关防骗知识的缺失所带来的恶性结果。在相关法律依据并不健全、联合整治无法长效的情况下，普及相关知识，让老百姓提高自身警觉意识，或是当下最实用、最能有所成效的办法。
    我们更应看到，医疗机构的无序竞争和老百姓抱怨已久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都是医托屡禁不绝的重要诱因。
    医疗事业的社会位置应被划做是“准公共用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益性。但我国在医改之初却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某些医院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犯规”，去扰乱以“公平竞争”为纲的市场经济秩序。“医托”、“号贩子”由此应运而生，而他们的大量出现势必给整个市场造成错误导向，让理性的市场选择和关乎基本道德的交易原则一再让位于“经济主导一切”的单一游戏规则。从而使该领域的整体大环境不断恶化，使更多的医院和医生个体放弃了底线，投身到没有道德束缚的揽客技巧大比拼中，而产生的更多的“医托”、“号贩子”以及其他更为“高级”衍生形式。
 　 而另一个权威统计则明确地指出，医托的“存活”比率是和当地医疗卫生状况的好坏成反比的，即大城市的医托比小城市少，而小城市的医托又比农村少出许多，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以及地方的大医院。地方小乡镇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因为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以农民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民众患病后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而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大医院，这必然造成一些地方的民众得了病之后，要到医疗资源集中的地方去治疗，这就给医托的表演提供了舞台。
    可以这么说，在上述两个症结在宏观上无法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想以严打、管制等手段从根本解决医托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说：在先今中国社会的经济背景下，医托问题靠行政命令、治安治理等强制手段是解决不了的，靠医院和医生的道德自律也难以指望。治本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如果医疗资源的配置能够趋于合理，比如将大医院与中、小医院组成医疗集团，好医生和先进设备能够在集团内共享，这样才可以使小医院不必为求生存而走歪门邪道。这种联合方式的进一步扩大，可以超越行政地域，大城市、大医院的好医生能够走出去，这就能使小城市乃至农村都能受益。

相关链接：看清！ 医托们的惯用招数：
    第一招：套近乎。医托们总是游荡在大医院附近，找到目标后，主动搭讪套取病情，接着以“同病相怜”或以老乡的身份取得病人的信任。
    第二招：诉说假经历。取得病人的信任后，“医托”接着以“亲身经历”谎称大医院不但贵而且治不好，某某医院某某教授是治这种病的专家，便宜有疗效，将病人骗至目的地。
    第三招：用高价药骗钱。在诊室，与“医托”联手的“医师”开出一些十分普通便宜的中草药，以高价卖给病人。往往一服只值三五元钱的中草药，给出的价格竟是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且这种医院一般是不给开处方的。

广东省深圳市：
2.“天价医疗事件”折射医院内部监督力的缺失

    住院119天花费达120万元！病人进了殡仪馆还收抢救费……深圳市人民医院“120万元天价住院案”在媒体的介入下，曝露在阳光下。
    患者诸少侠生前曾是深圳蛇口联合医院院长，住院时已退休。2004年8月20日，他因心累、气急入蛇口联合医院治疗；8月26日转入南山医院进行透析；9月13日转入深圳市人民医院，在该院ICU住院119天，2005年1月10日病逝。医院账面显示，住院费用高达90余万元，自费购药达23万元之多，如果算上其他费用，总共花费达120万元。
    诸少侠70多岁的老伴谢斌午也是一位老医务工作者，在目睹了整个治疗过程后，她认为，深圳市人民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度用药、过度检查、治疗不当、乱收费等问题。
    据家属称，医院某一天账单曾显示病人当天有26次抽血记录，账单上还有一天内抢救60次，59次成功的记录。而家属翻看当时的医嘱，数来数去只有17次，剩下43次不知道是在哪里。在今年1月11日，病人已进了殡仪馆，医院仍打出了15页的费用账单共15184.72元。
    老伴谢斌午表示，她曾到深圳市物价局了解查账结果。物价部门表示在50多项收费项目中就明确查出医院多收了4.7万多元，还有1.6万多元要请示裁定，而患者的收费项目共计有9000多项。
    10月17日，深圳市卫生局组织召开了“关于诸少侠医疗问题的协调会”。会议上，深圳市人民医院承认有一定过失，不再要求患者缴付所欠余费。院方还提出了30万元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条件是患者家属不再以任何形式追究此事，谢斌午在该协议上签了字。
    昨天,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长周汉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首次正面回应道，等省专项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将及时向媒体进行通报，并透露，预计很快将有初步调查结果。
    死者亲属则向记者表示，回想整个治疗细节“很恐怖”，整个事件中存在很多问题，他们没有赔偿要求，只希望调查结果早日公之于众，真相大白。

患者亲属:希望将真相公之于众

    死者诸少侠的亲属田先生接受了采访。他告诉记者，作为病人的亲属，他们认为整个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其一是ICU的监管，其二就是有关文件“假公示”，透明度不够，老百姓就医需要查阅相关文件时只能看到部分内容或是根本查不到。像深圳市卫生局文件2001年41号《关于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中明确规定，连续性血液净化收费每小时195元（含置换液费用和透析液费用）。
    可是在诸老住院透析过程中，医院不仅收取了每小时195元的费用，还额外加收了置换液费和透析液费，仅加收的这一项，整个治疗过程中医院就多收了近4万元。但透析费用仅是诸老住院期间进行的9000项治疗项目中的一项。医院说，透析中存在多收费的只有5位患者，但是从文件颁布至今已整整4年，来医院看病的患者有多少啊。
    田先生说，对于此次事件，他们没有赔偿要求，他们不要钱，只想要真相大白，让真相公之于众。田先生说，经历了诸老住院就医的整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整个细节感到都很“恐怖”。

医院回应:主要是电脑设置问题

    记者致电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长周汉新求证此事。周汉新表示，目前省专项调查组已来深彻查此事，关于此事的一切情况，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将向媒体通报，估计本周内会有结果。至于详细问题，周汉新拒绝透露。
    而该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则向记者表示，调查组正在逐项追查此事。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账单上显示，抢救了60次，是2个月来一共抢救了60次，其中成功了59次，最后一次是抢救无效死亡。
    但实际上，医院只收了17次抢救的费用，不是多收了钱，其实是少收了。因为按照医院的规定，抢救一次就收一次抢救费，但后来病人账号上钱不够，而医院电脑的程序设定是，账户余额不够，账号自动关闭。但病情危急，家属也一再要求及时抢救，只好人工将账号解封，但这时以前的记录没有了，只好再补登以往记录，于是出现了账单上抢救次数较多的情况，但实际的收费仍是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收取的，只收了17次。
    对于家属指称，患者对头孢类药物过敏，但医院仍给患者使用该药，存在过度用药的问题，该知情人士对此予以了否认。他表示，医院在医疗诊断、用药上是严格按规定进行的，应该不存在问题。这次事件，主要是由于电脑设置问题，医院基本上是遵照规定操作的。目前患者家属也同意将患者的病历“不封存”，医院可以随时查阅，这表明病历不存在问题，家属对病情的诊断是放心的。

调查结果：医院违规收费10万多

    随即，广东省调查组介入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当事医院违规计费68项，共10万多元。对此，深圳市人民医院表示已进行整改。患者家属则表示因没有得到调查组正式通知，不清楚该结果是否准确。
    患者诸少侠因合并肾衰、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消化道出血等病症于2004年9月13日转至深圳市人民医院治疗，19天后病逝。之后，患者遗孀谢斌午以医院多收医药费为由，向卫生部投诉。
    去年4月27日，深圳市人民医院对此进行调查，并请深圳市物价检查所将诸少侠住院清单进行逐项核查，核定多计费78852元，医院亦承认“血透室确实存在家属反映在诸少侠治疗过程中置换液多收费问题”。为此，医院对患者家属作出了适当赔偿，对血透室主任、护士长等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院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也因连带责任受到了处罚。
    去年12月11日，由广东省纠风办、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这起事件的调查已有结果，认定深圳市人民医院的过错主要在“重复计费”和“提高标准，多计费用”，违规计费68项，共102199.52元。不日将把调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向社会公布。
    对于调查结果，记者联系到深圳市人民医院，一名负责人说，对于调查结果的具体内容，目前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正式通知，尚不清楚。该负责人同时表示，该院吸取这起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整改。规定将所有的住院治疗收费项目、诊疗收费依据和相关规定及时通过医院网站向社会发布。从今年1月5日起，该院还实施了“一日明细费用清单”制度，将每个住院患者的每日费用清晰地提供给患者。
    患者诸少侠的遗孀谢斌午老太太表示，目前广东省调查组还没有正式将调查结果通知她。她说：“我没有向医院说过‘不惜一切代价治疗’的话，对于医院的治疗，我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要求。”  
    近日，深圳市卫生局通报了省市多个部门联合调查得出的结论以及对相关责任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对事件中的多计费用、重复计费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长，给予行政降级处分；负有领导责任的医院党委书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重复计费问题负有直接责任的血液透析室主任、护士长，给予撤职处分；对提高标准收费、重复计费等问题负有直接责任的财务科长、物价管理员，分别给予降级、记大过处分。

记者手记：症结在制度执行力的缺失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看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其实制定了相当健全的管理制度，但是，活生生的现实表明，许多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和落实，成了摆设。缺乏严格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是造成这种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局面的一个致命原因。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格的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道德的准绳和尺度。规范医疗行为，仅仅靠医务人员的道德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制度的刚性约束。医疗活动是一项人命关天的大事，其质量关系到患者生命安危，决不能有半点差错；同时，由于医患之间存在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医药消费的决定权往往在医生手中，患者处于被支配地位，这也要求医院严守诚信原则，以过硬的制度规范，确保患者及家属的利益不受侵害。而制度一旦缺失，或者虽制定了但不落实，必然使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接踵而至。
   “天价医疗”的事件说明，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医院乱收费行为，除了切实加大政府主管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力度外，必须抓紧完善医院内控机制，在医院推行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各级各类医院都应端正办院宗旨，坚决纠正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把追求社会效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医护人员的行为，严格医疗费用管理，提高收费透明度，杜绝大处方、滥用贵重药品和不合理检查等违规现象。（本刊综合信息）

黑龙江省绥滨县:
3.苦撑的乡村卫生院是农村医疗体系的尴尬切面

    06年3月26日，记者来到黑龙江省绥滨县新富乡卫生院，所见所闻的最大感慨是：处于窘境的不只是农民，还有与之对应的卫生院。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计是新富乡卫生院仅有的3件诊疗设备，简陋的医疗条件使卫生院无法获得农民信赖，卫生院因此收入匮乏，这导致了卫生院的进一步困窘。农民拒绝卫生院，选择去城里看病，这无疑增加了看病成本，导致农民放弃治疗的情况增加。
    就这样，病人和卫生院之间在恶性循环中持续着这种尴尬。

诊疗设备只有3件

    鹤岗市绥滨县新富乡中心位置，有一排贴着白瓷砖的砖瓦房，这些房子上招牌林立，包括小发廊、小饭馆和一家“门诊”。即便到了3月，当地仍然零下10摄氏度，这家门诊大门上的窗口仍是没有玻璃，窗口上糊着厚厚的塑料布，塑料布上用红纸贴着两个大字———“门诊”。
  这间“门诊”就是新富乡唯一的一所国家一级医院———绥滨县新富乡卫生院。
   “整个医院的面积一共是38平方米。”卫生院院长孙玉凤说，即使这间小屋子，也是租来的，租金是每年1800元。
    医院的38平方米用木板和玻璃隔成了三间房，一间是放了3张病床的病房，另外两间分别是药房和处置室。
    主治大夫王民拿出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计，他说，这是卫生院里所有的3件诊疗设备。齐齐哈尔医学院1995年大专毕业生王民，是这所卫生院里学历最高的医师。
    药房里，药架上摆放着各种治疗常见病的药物。孙玉凤说，几年来靠这些药品的销售利润，才使这个卫生院得以继续经营下去。
    目前，新富乡卫生院有在岗职工9人，5位大夫和4位护士，月平均工资不到260元。工资中包括一般的效益工资，有的月份卫生院卖不出药，职工收入也就很少。
   “按标准，我们这里是不合格的。”孙玉凤说。根据县里制定的标准，乡镇卫生院至少要300平方米，而且要具备标准的产房。孙玉凤说，他们的卫生院只有38平方米，也没有产房，农民生孩子要么找人在家接生，要么提前赶到县医院去。

设备缺乏导致延误病情

   “如果早发现半个小时送到县医院，我爸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中兴村村民范广珍对于父亲两年前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范广珍的父亲去世前已经被确诊患有心脏病两年，他一直靠在乡卫生院买的速效救心丸应急。
   “我爸心脏病本来不太严重，头几回犯病时，含点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过来。”范广珍说，2004年4月29日下午，父亲再次发病后，含救心丸10多分钟仍不见好转，便赶到卫生院找大夫。
    卫生院大夫听诊、把脉，忙碌了半个多小时后，范广珍的父亲仍然未见好转。
   “如果能照个心电图，很快就能确定病情，但我们没有心电图仪，只好建议家属打车送患者到县医院。”当时的接诊大夫费士玉说，从村里打车到县城要花费100元，村民的压力很大，因此，大夫们不会轻易建议让他们赶到县城。
    大夫建议转院后，范广珍立即四处找车，半个多小时后才找到，就在赶往县医院的途中，范广珍的父亲停止了呼吸。
   “如果能吸氧，也能再多坚持一会儿。”鹤岗卫校中专毕业的费士玉说，直到现在，她仍然为当时延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感到愧疚。但缺乏仪器的她确实无能为力。
    2005年，范广珍的哥哥也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同年，她的母亲被确诊患有心脏玻
   “现在我母亲只要含药10分钟不见好转，我们马上就打车去县医院。”范广珍说，去年一年就打了5个来回，费用都是靠哥哥猝死后，保险公司支付的一万多元赔偿金。
    今年3月18日凌晨4点，范广珍的母亲再次突发心脏病后，找车送到县医院打上点滴时已经8点多了，母亲又险些被延误在途中。
   “一个小型X光机两万多元，一个B超机三万多元，一个心电图仪也要三千多元。”费士玉说，村里心脏病患者较多，但因缺乏设备，在不能确定病情的前提下，医生不敢随便用药，“卫生院的经营本就困难，更承担不起因对患者误诊造成的医疗事故。”

从400平方米到38平方米

    新富乡卫生院2005年的收支账簿上，绥滨镇的财政拨款共83600元，其中包括卫生院员工的35800元养老保险金，而当年支付给在岗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工资是57300元。拨款和两项支出间差额将近10000元。
    乡卫生院老院长梁金宝说，1993年之前，每年县财政支出的8％要划拨给县卫生局，再分拨给各个卫生院。那时卫生院所有的人、财、物都归县卫生局管，每年的拨款在4万到5万元左右，虽然每人每月只有200多元工资，但都有保证。
    1993年，绥滨县卫生局根据当年的改革政策，将新富乡卫生院划拨到当地乡财政管理，施行差额拨款，医院工作人员的收入，主要靠经营所得。之后多年，乡财政每年给的拨款都不足4万元。
    1993年，卫生院决定通过吸引周边的患者就诊，走自负盈亏的道路，就把原来的旧房2万元卖了，又从县里要了4万元，在乡里以贷款的方式集资了9.5万元，盖了一间近400平方米的卫生院。卫生院建好后，却因资金不足无法引进医疗设备，没有B超、没有心电图仪、没有X光机，除了房子大了以外，医疗条件没有任何改善。
    1994年，新富乡卫生院亏损近两万元，此后每年都亏损一万到两万元。1997年，卫生院将房屋的一半卖出，用以偿还部分集资款。到2002年，6万元的外债已经不能再拖，而近10年未曾修葺过的房屋，早已经木头腐朽，到处渗水，许多房间的屋顶已被大雪压塌，卫生院只好把另一半房屋也全部卖出。
    房屋两次变卖所得的77000元，全部用于偿还欠款和利息。2002年，没有钱的卫生院搬到了现在这间只有38平方米的屋子，与发廊、饭馆比邻而立。
    “不但要还欠款，房子大了也供不起呀。”梁金宝说，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年冬天仅烧煤就要14000元左右，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2005年，新富乡卫生院的医疗收入一共是12800元，门诊免费，所以除了极少的床位费外，全是销售药品所得。“这些钱连日常支出都维持不了。”院长孙玉凤说。
    2002年，新富乡卫生院重新划归绥滨县卫生局管理，但县里的拨款从1993年以前的乡卫生院占支出的8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25%。

新政策扶植乡镇卫生院

    2005年，绥滨县作为黑龙江省100个试点县之一，率先施行“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国家和各级政府为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村民负担35元，个人再交纳15元，每个人开设了一个账户，专门用于门诊和大病统筹的报销。
    新富乡长治村53岁的村民黄保九，2005年初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当年7月份，他在放羊时，不小心被江边汽船上的绞盘绞住左手，由于发现及时，立即送到新富乡卫生院进行简单包扎，后转到县医院做手术，才算保住了性命。当时村里垫付的24000元医疗费，年底已经报下来7800多元。
   “施行新农村合作医疗之后，乡镇卫生院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绥滨县卫生局局长周连福说。
    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起付线为：在乡镇卫生院看病50元，县级医院200元，县级以上医院300元；对于1000元以下的诊疗费，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按30％报销、县级医院按20％、县级以上按10％报销；而对于6001元以上的诊疗费，在乡镇卫生院看病按60％报销、县级医院按50％报销、县级以上医院按40％报销。
   “报销比例不同，可以鼓励大家先去乡镇卫生院看玻”周连福说，绥滨县现在大多数的乡镇卫生院都在艰难维持。而所有的农村卫生站都已由私人承包，只能提供最简单的医疗服务，且不具备报销的资质。今后，如何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为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村民提供真正的实惠，是这个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下去的关键。
    绥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的财政收入是4500万，财政支出是1.7亿元，是当地出了名的“要饭财政”县，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卫生工作人员每年每人拨款4300元左右，但扣除每人1000多元的养老保险金和普遍存在的人员超编外，每年每人拿到手的钱只在2000元左右，许多职工因为开不下来工资，都分流出去，自己单干。
   “乡镇级的之所以叫卫生院，是因为它不但有基本医疗，还兼具预防保舰健康教育的功能，这是与村里的私人诊所最大的区别。”周连福说，当年的“赤脚医生”现在已经不能再承担预防保舰健康教育的功能，今后如何将乡镇卫生院发展起来，并建立起村级卫生站，是县卫生局今后最重要的改进方向。

调查报告揭示农民医疗窘境

    关于农村医疗体系的整体状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早先完成了一份百村农村医疗卫生保障调查。在所调查的１００多个行政村中，平均每个行政村有医疗诊所２．３个左右，在这些医疗机构中，８０％以上为各种形式的私营性质的诊所。这些村级医疗机构规模小、设备简陋、药品种类少。医生的文化素质低，难以满足农民就医需要。在８０年代以前从业的人员中，很多都是集体经济时期的赤脚医生，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大病对则对一个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巨大，这是他们无力承担的风险。从调查来看，农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费（包括药费、治疗费、交通费等在内）为７０５１元。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低，以人均收入２０００元计，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６０００元，一次大病的医疗费就花掉了一个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
   “不怕穷，就怕病”。村民们认为：“要是不生病，农民的生活还基本上能过得去，一旦生大病了，不但身体垮了，而且好几年不能恢复，甚至是整个下辈子都不行。”在所调查的贫困户中，约４１％是由于疾病导致了家庭贫困，其中东部地区５０％左右是由于疾病陷入贫困，中西部地区约有３９％的贫困户是由于疾病陷入贫困。有的农民说，他们是“小病不用看，大病没钱看”，“小病等着好，大病等着死”。“小病挨，大病抗，小病拖成大病”。农民由于经济条件差，很多大病往往错过了治疗时机，一旦发现就成了绝症。
    调查人员表示：农民看不起病，并不是由农村医疗机构的私营化造成的，而是由医疗费用昂贵和医疗保障体制不合理所导致的。当前，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降低农村医疗价格，提高村级医疗服务质量是比较可行和现实的，因为７０％多的农民在村级医疗机构就诊，这一块服务搞好了，大多数农民都可以受益。  (本刊综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