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委员：从小处着手关怀农民工

　　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天津委员黄敬孚在向大会提交的发言中呼吁，应从日常工作的一点一滴出发，切实关怀农民工的生活，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黄敬孚说，目前，农民工在医疗卫生方面享受到的待遇还很有限。城市社区医疗机构应该为农民工提供廉价的良好医疗服务。黄敬孚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说，社区医务人员应该到建筑工地上为农民工提供全方位医疗服务。农民工有常见病，到医院看病太贵，到药店买药只能买整瓶的药，“创可贴”也要按包买。如果医务人员背药箱到工地为农民工主动看病，腹泻开三天黄连素还不到5角钱，有轻微外伤的话，一张创可贴只用2角钱。如此简单、便捷、省钱的服务，应该大力提倡。这些事情虽然看似很小，但反映的是为农民工着想，替农民工分忧的“以人为本”思想。（天津日报）

黑龙江代表：建设新农村也要建设新林区

　　王忠林代表（大兴安岭地委书记）：林业与农业都是第一产业，属大农业范畴，两者密不可分，所以应该把新林区建设纳入建设新农村的范畴。
　　森林是农业和农村的生态屏障，林业建设关系生态安全，一旦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不但农业生产要受到影响，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将不断恶化，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把新林区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照搬到新林区建设之中，要结合新林区的自身特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坚持发展适合林区特点的特色经济；加大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林产业；提高林区人员素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黑龙江日报）

河南代表：
农民工维权基金会应该由政府牵头设立

　　收拾完行李，准备离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怀廉，忍不住把目光停在窗外一幢正在建设的高楼上。在那里，众多农民工正在忙碌地劳动。
   “他们是继志愿军之后最可爱的人！”刘怀廉动情地说，“他们过着城市里最苦最穷的生活，却干着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儿，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窗外的工地上，农民工依然忙碌。他们并不知道，有一个身为市委书记的人大代表正在注视着他们，多年来为他们的权益奔走呼号，并因此获得“农民工书记”称号。
　　从农村走出来的刘怀廉，与农民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20多年来，他先后在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四个农业大市担任领导职务，对农民工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目前，他已先后出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和《中国农民工问题》3部专著。
　　2002年，信阳市商城县的农民工，因为长期在江苏宜兴一家私营工厂的粉尘环境中工作，有159人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矽肺病，其中6人先后不治而亡。
　　当时，任信阳市市长的刘怀廉闻讯，立即拨出10万元，派专业人员前去帮助这些农民。后来，经过10多次谈判，厂方为100多名农民工支付了440多万元的赔偿费。
　　多年来，刘怀廉还在当地不断进行着尝试和创新：他率先提议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党员集中地建立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服务；他率先组建扶贫培训学校，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贫困农民技能培训；他尝试开办“留守子女”寄宿学校和托管中心，解决了10多万名农民工“留守子女”的吃住问题；他甚至鼓励信阳的有识之士到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兴办学校，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上学问题。
　　连续4年，刘怀廉向全国人大提交的议案都是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去年，他在两会上大声疾呼：进城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是高尚而值得尊重的群体，并提出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建议。今年，他又提出：建议政府建立中国农民工维权基金会，由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募集壮大，专门用来解决农民工在医疗、子女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问题。
    今年1月，2005年度“中国农村新闻人物”评选活动，将首次增设的“特别贡献奖”颁发给了刘怀廉，刘怀廉的“农民工书记”称号由此传开。（中国青年报）

浙江委员：
带动农民致富更有信心

　　3月7日下午，阳光洒在酒店房间的一盆“蝴蝶兰”上，很灿烂。全国政协委员徐冠巨指着这盆花对我说，几年后，这盆花或许就是杭州农民种植的，空运到北京。
　　当天下午，刚刚参加完全国工商联、民建联组讨论会后，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对依托科技园区，带动农民致富，推动新农村建设更有信心了。
　　要让农村富裕起来，先要鼓励个私企业，通过“先富带动后富”。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好办法。
　　徐冠巨激动地和我说未来要把传化农业打造成“钱江畔的绿肺”，我们现在不是怕农民富，最终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广大农民和我们一起富起来。目前，传化农业正着手建设“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基地”，通过要素集聚，平台模式创新，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创新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彻底改变过去农民“早上一身雾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身泥水”的形象。“不与农民抢饭吃，只为农民想市场”，这是园区建设新农村、科技为农的精神。农业科技园区不做一般品种，不与农民抢饭吃，专做高科技农艺。当产品成熟以后，农民也有条件和能力种植时，将好的园艺交给农民种，。
　　农业产业很有前途。去年“传化”单就种苗一项，让农民每亩增收近3000元，直接带动农民致富6000多户，直接让农民增收12亿多。(杭州日报)

青海委员：
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引发系列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日前对记者表示，近年来大量农村籍大学生无法就业，已在农村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导致农民家庭贫困，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据调查，近年在青海省属各大专院校就读的学生，每年学费及生活费等各项支出约需1万元，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学生本科毕业，需要4万元，省外就读花费更高。“就不了业导致农民家庭长期贫困，孩子书读得越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就越差；供养大学生越多，其家庭就越贫困，大大增加了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难度。”
　　其次，不能就业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已被社会边缘化，沦为新的弱势群体。鲍义志说，严峻的就业状况使毕业后回到原户籍所在地的农家子弟经济上难以自主，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精神压力很大，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大学生就业难还导致了农村地区辍学率升高，引发了新的“读书无用论”。鲍义志说，贫困地区的农民供养孩子上大学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能给家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然而，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使农民家庭和子女看不到希望，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日增，教育质量下滑趋势难以遏制。生源不稳定，初中生流失多，一些乡镇的高中生也出现了大面积辍学的情况，高中教育萎缩，走向了恶性循环。
　　此外，据鲍义志介绍，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还导致了社会财富和人才极大浪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受影响等大量问题，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经济参考报）

辽宁代表：
实行“师役制”增强农村师资

　　我们可以借鉴“兵役制”，实行“师役制”，让新从师范学校毕业准备当老师的学生先到农村学校干两年。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孙淑君建议用这样的方法解决农村师资力量薄弱，教师专业素质低的问题。
　　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徐本禹是名到农村支教的大学生，因为坚持，他感动了所有人。然而，像徐本禹这样能坚持到最后的志愿者太少了。
　　孙淑君代表介绍，她曾看到一所农村学校的英语老师，仅在一个培训班培训了两个月就开始教四年至六年英语课，这样的“英语”只有这个班的学生能听懂。她表示，解决农村教师的师资问题，从长远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这是“慢药”；从目前的紧迫程度看，有必要下“猛药”出台刚性政策。如实行“师役制”，让新从师范学校毕业准备当老师的学生先到农村学校工作两年；凡是申报高级教师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农村学校工作经历。（辽宁日报）

江苏代表：
六种方法培训农村基层干部

　　蒋婉求代表（盐城市鲁迅艺术学校副校长，国家一级作曲）：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素质，对他们定期进行必须的培训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根据我们的调研，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对新型农村的科学管理方法知之甚少，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因此，建议通过六种工作方法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
　　一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抓好农村经济工作，二是用民主的方法抓好乡村政务管理，三是用服务和示范的方法帮助引导农民致富，四是用法治的方法解决好农村的各种矛盾，五是用教育的方法抓好农民素质的提高，六是用牵“牛鼻子”的方法抓好农村工作。

山西代表：
超能力生产是煤矿事故频发直接杀手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复新说，煤矿生产企业现在事故频发，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生产的弦绷得太紧，直接原因就是超能力生产。
　　杜复新代表说，总理的报告用很大篇幅谈安全生产，而且讲的非常细，不仅分析了原因，而且提出了针对性措施。煤炭生产就是要走集约发展、科学发展、综合发展、绿色发展、内涵发展的这条路子，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搞好安全生产。煤矿绝不能以产能定大小，以产能定级别，以出煤论英雄，而是一定要科学地组织生产，严禁超能力生产。
　　他说，超能力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煤矿核定一年应该生产1000万吨，结果生产了1200万吨的问题，而是只要有一个工作班组超能力生产了，可能瓦斯就超标了，就可能出事故。谁的产量大谁就是老大，以产能定大小，以产能定级别，以出煤论英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很不科学的。只要扎扎实实组织安全生产，整体的安全状况就会有一个大的好转。
　　据了解，2005年，中国煤矿发生事故3341起，死亡5938人，死亡人数较前年略有下降，但重特大事故接连发生。（新华网）

广东委员：
农村流动人口家庭问题急待关注

    在9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沈淑济委员代表全国妇联发言时提出，要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家庭问题，积极探索制定家庭政策。
    我国目前约有1.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大批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使农村家庭承载的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功能开始弱化，婚姻、情感生活面临新的挑战，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
    沈淑济说，据2000年普查统计，不能与父母外出同行的农村儿童比例高达56.17%，6至1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到约2000万人。多半留守儿童是由年事已高、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母隔代监护或亲友临时监护。家庭教育缺位，使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普遍不如正常家庭的儿童；缺乏父母亲情，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障碍，造成性格孤独、冷漠和自我封闭，甚至出现道德滑坡和行为失范；因监护不力，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也容易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也很难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沈淑济分析说，形成农村流动人口家庭问题有诸多因素：户籍制依然使农民工难以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就业层次总体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社会政策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支持和投入还不够，等等。沈淑济建议，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开展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专题调查研究，把握当前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和突出问题，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增加“未成年人监护人委托制度”，落实儿童的监护责任主体，从法律上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以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为突破口，制定特殊群体的家庭政策。在实施“十一五”规划中，逐渐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建立针对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帮扶支援机制，开展社会支援行动。

湖北代表：
建设新农村要重点抓三方面规划

    建设新农村，规划要先行。那么，具体化应当抓些什么规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副市长应代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突出抓好农民增收、基础设施和村庄建设三方面规划。
　　“农民增收是搞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应代明认为，首先是要依托本地的优势产业，做好农民增收的战略规划。“拿荆州来说，这里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棉花、油料生产基地，淡水养殖、畜牧业、林果业也有竞争优势。”应代明说，要以小康村建设为目标，依托当地优势农业，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国内国际产品市场。
　　二是做好基础设施的战略规划。在农村水、电、路、广播电视等方面，立足当地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决不搞一刀切。应代明提出，山区、平原、丘陵的基础设施规划，一定要体现本地特色，并向一些条件好的村镇适度集中。在卫生、文化基础设施方面要统筹考虑，配套进行，整体推进。
　　三是做好村庄战略规划。“从规划的起步就让农民知道，请农民参与，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听取和尊重农民意愿。”应代明提出，要以农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新农村规划的“标尺”。

福建代表：
新农村建设不能全靠政府

　　“建设新农村，国家给了好的政策，加大了投入，可也不能全靠政府，关键是要自立自强，还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自称不善言辞的全国人大代表郑霜高谈起新农村建设，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郑霜高是福建龙海市榜山镇洋西村党支部书记。洋西村地处九龙江畔，全村4000多人，只有800多亩地，曾是出名的“老大难村”。
　　“能调动起农民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干部才是好干部，能带领群众走向富裕的党员才是好党员。”郑霜高说，在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有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落后了，一心只想着自己富，忘了百姓的利益。怎样转变这种落后思想，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自立自强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村领导班子确定了“修筑道路、开山种果、转移劳力”的发展思路。在郑霜高的带领下，洋西村修通了总长1500米、宽20米的主村道，从根本上解决了交通运输困难，促进了农副产品流通；加强香蕉种植等农业技术推广，提高了农民收入。几年下来，洋西村由“老大难村”变成了榜山镇的先进村，农民年人均收入由1997年的2800多元提高到目前的4000多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是主体，如何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的新型农民，是郑霜高头脑里经常想到的问题。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6年间，他发现一些农民遇到纠纷，不晓得通过向党员干部反映等正常渠道解决，时常因生活琐事就大打出手，激化了矛盾，加大了损失，也影响了和谐稳定。为此村里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普法学习，并引导农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只有高素质的农民才能建设高水平的新农村。”郑霜高说。
　　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急需解决的困难，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郑霜高提交了“打击‘六合彩’等赌博活动”“尽快制定出台《人民调解法》”等4条建议和两个议案。他和乡亲们都盼着早日有回音。

多位代表委员：
官煤勾结 暴利驱动是矿难祸根

　　造成100多名矿工死亡的广东省兴宁市大兴煤矿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却连续开采数年，背后牵扯出一系列的腐败案件：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建昌受贿超过10万元，在事故发生前两个月，违规批准为该矿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兴宁市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曾锡良在大兴等煤矿入股分取红利51.4万元，涉嫌受贿30万元；兴宁市国土资源局主任科员李振权在大兴等煤矿入股分取红利87.9万元，涉嫌受贿27.8万元……
　　据了解，从省到市，从安监、煤炭到国土系统，大兴煤矿都有自己的“保护伞”，再加上该矿矿主还有公职人员身份，这样的非法煤矿，自然“畅通无阻”。对此，正在出席全国“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说，安全生产年年抓，月月抓，但是近几年来事故还是频发，去年遇难百人以上的矿难就发生了四起。“官煤勾结”是矿难背后不可小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去年3月14日，黑龙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富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矿主彭国财竟然是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据司法机关调查，暗地里是新富煤矿矿主的彭国财几年来依仗他的“特殊”身份，拒不执行任何停产指令，拒不整改，长期组织非法生产，致使安全管理与检查流于形式，最终酿成了悲剧。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张宝明说：“违法乱纪、官商勾结、腐败现象等，确实影响和制约着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一些代表说，有关方面对矿难及其牵出的腐败案件的查处情况，加深了人们对当前查处“官煤勾结”案件的双重感受：既有腐败分子终于得到惩治的快慰，也有不发生矿难腐败分子就可以逍遥法外的痛楚。
　　据了解，“官煤勾结”的形式多种多样：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参与或默许、包庇隐瞒事故。
　　于保法代表说，“官煤勾结”使得一些非法矿主置法律法规于不顾，对政府监管不予理睬，更无视矿工生命，在不具备最基本安全生产的条件下“高歌猛进”，最终难免付出矿工生命的代价，这给许多矿工家庭带来了不幸，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阴影。
　　据了解，中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和安监总局去年下发的《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通知》已收到显著成效：共有4878人申报，登记入股金额7.37亿元，已撤资5.62亿元。
　　然而，一些委员代表指出，“官煤勾结”仍未根除，各级监察机关要继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事故查处工作力度，在依纪依法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的同时，要对那些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腐败行为酿成事故的政府有关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惩处。（龙虎网）